《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的因果机制

作者通过比较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欲探究社会革命是如何产生的——为何在法国、俄国和中国产生。尽管这三个国家过去很少被归为一类，作者认为三场革命都发生在富裕、在政治上颇有抱负、没有被殖民者征服过、旧制度都是原生型官僚独裁制的农业国家，有一定的共性。也因此，作者先从国家机器的层面进行讨论。

首先，三个国家都是帝制的旧制度国家，由专制君主维持统一的原生型官僚制（proto-bureaucratic）国家——它们都没有充分官僚制化，中央集权在社会中没有享有充分的权利，对地方农业社会经济关系难以控制。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反，三个国家中地主、贵族、商人等形成的“支配阶级”均有很大的势力并获得了一种形成自觉的集体组织的能力，从而与国家机器在支配和控制上形成了竞争。当外国军事竞争激烈时，这一矛盾激化了，导致政治性危机出现。

为何其他一些国家没有催生这样的政治危机呢？作者讨论了日本和普鲁士等反例。

幕府时代的日本缺乏一个政治上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地主贵族、商人等财富拥有者被禁止携带武器和在中央政府任职，且在社区之内的活动受到了武士长官的严格监督。而武士们则被排除了对土地的控制。日本的地主——商业财富与官僚政治权力之间的分化，是它没能催生革命性的政治危机，而是因政变而进入明治维新的原因。

普鲁士则在败给拿破仑的军队后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和军事改革措施。尽管官员数量不高，普鲁士的官僚机构高度集权，秩序严明，重视效率。也因此，普鲁士的行政机构排斥了贵族拥有极大支配权力的情况。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也使得它能成功将各省贵族的政治权力进行约束，使后者转变为传统的对国家机器难有干预的地主和商人阶级。

在讨论了政治危机的成因和其规模之后，作者认为它还不足以直接造成社会革命。在政治危机出现，行政和军事机器奔溃时，农民乘势利用这一裂口，形成了广泛的农民造反。尽管对于社会革命的研究大多轻视远离民族意识和决策的农民，更关注于起义的城市工人，作者认为（在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情况中）农民造反才是真正构成关键性的起义因素。他们的影响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农民覆盖的广大地区使其影响力不局限于地方；一是其对地主，即前述支配阶级的广泛而直接的攻击。

以上两个原因（政治危机和农民起义）本身是并不相关的：专制政权的革命性政治危机是由国家和国际发展所引起的，与农民完全无关。作者认为社会革命恰恰是这两个因素接合（conjunctural）的后果：政治因素与既定结构之下农民的起义潜能相互作用才产生成熟的社会革命情势。

作者始终坚持自己并不是在试图提出普遍适用的革命理论，而是欲通过对有大量共同点的的这三个国家的考察来提出对这种社会革命的解释。她推断这些伟大的社会革命不会在如今的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再现，后者所面临着不完全不同的国家和国际条件，也只可能催生与法国、俄国和中国完全不同的社会革命。